今年恰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成立百年，除了上半年引起广泛争论的展览“中国：镜花水月”，它还推出了一系列亚洲艺术特展，其中馆藏中国书画艺术珍品展分上下两期，从今年10月31日起展览至2016年10月11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近日接受了《外滩画报》专访，跟我们谈了谈这座收藏中国艺术的顶级博物馆的历史和未来。
文 | 沈寅 许嘉城（实习生）编辑 | 谭浩
图片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供
一幅可以颠覆历史的山水画
上世纪末，中国书画界发生了一起“世纪大争论”，起因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的一幅传为五代画家董源所作的《溪岸图》。
为什么《溪岸图》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实则因为董源在中国绘画史中的重要地位，以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来看，中国“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他极度推崇的文人画一脉，源头在王维。但王维没有存世山水画作，董源实际上成了可供参考的文人画祖师。
董源《溪岸图》
传为董源存世的画作不多，有北京故宫藏《潇湘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夏山图》、辽宁博物馆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寒林重汀》、台北故宫藏《龙宿郊民图》等。
对于这些画作真伪历来争论不断，比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竹浪远就认为《寒林重汀》是伪作，因为该画绢材质是元初的材料。
而“潇湘”、“夏山”、“夏景”三张，风格相近，一如米芾对董源画作的评价“一片江南”气息，因此被推定为董源的风格。
《溪岸图》局部
《溪岸图》是唯一一件有董源名款的作品，它一出现，立即引起风波无数。由于《溪岸图》的风格与“潇湘”等三图的风格差异很大，如果《溪岸图》为真，就意味着“潇湘”三图可能出自他人之手，中国画史就要整个改写。
中国画专家们对《溪岸图》真伪的争辩持续了很久，其中高居翰（James Cahill ）和日本专家古原宏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而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方闻等为代表的一派，则坚持认为《溪岸图》是董源真迹。不过孰是孰非，如今仍无定论。
今年恰逢亚洲部成立百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亚洲艺术特展，其中馆藏中国书画艺术珍品展分上下两期，从今年10月31日起展览至2016年10月11日，董源这幅万众瞩目的《溪岸图》就位列其中。
从远东部到亚洲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最主要的中国书画收藏机构之一，它的藏品数量众多，尤以宋、元两代为主；同时特色藏品占据了绝大部分，且都在中国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比如之前所说的《溪岸图》、唐代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黄庭坚的《草书廉颇蔺相如传》、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钱选的《王羲之观鹅图》以及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图》等等。
关于这些中国藏品，现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的《如何读中国画》一书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可作为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导览。
韩幹《照夜白图》
除了藏品丰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还体现在学术意义上。通俗点说，艺术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画研究，很大程度上需要联系具体画作，也就是所谓“上手”，光凭文献记载都是空谈；画作看得多，才能够发现问题，深入研究分析之后，才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可能。
比如徐小虎（Joan Stanley—Baker），跑到台北故宫近距离看了几年吴镇的画后，写出了一本《被遗忘的真迹》；再如高居翰博士在读时，亲赴台北故宫、日本等地看了大量名作，才写出了一本《中国绘画史》。
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专家在中国画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各大艺术机构丰富的馆藏之上。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早的一批中国藏品来自艾弗利（Samuel Avery）的捐赠，是1000多件中国明清瓷器
不过，美国人甚至整个西方，最初对中国书画并没什么兴趣，很大程度上要将原因归咎于中国画的晦涩。
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日本画，因为装饰性强，容易理解。西方最初收藏中国艺术品，无非是瓷器、玉器或者工艺品。
女舞俑 西汉
青铜器，西周早期
这一点从大都会中国艺术收藏脉络上就能看出，最早一批藏品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之一，纽约有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艾弗利（Samuel Avery）的捐赠，是1000多件中国明清瓷器。
1902年，另一位董事毕少普（Heber R. Bishop）又捐出了1000多件玉器。此后，收藏大家奥特曼（Benjamin Altman）则将自己收藏的中国瓷器、珐琅器和200多件鼻烟壶一同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辽代佛像
30余年间这三笔重要的捐赠，构成了大都会中国收藏的最初阶段。1915年，大都会正式成立“远东部”（1986年后改名为“亚洲部”），从欧洲聘请了荷兰学者莱兹（Bosch Reitz）担任主任，自此揭开了大都会亚洲部的第二阶段“中国艺术的扩充”。
而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至1970年，为“收藏的稳步进展和唐代金银藏品的入藏”；第四阶段是1970年至今，是“中国书画的收藏盛期和五千年中华文明序列建立和完善”。
米芾《吴江舟中诗》
钱选《王羲之观鹅图》局部
这四个阶段的提法，来自于孙志新写的《历史与实践：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孙志新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艺术主任，国内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大都会中国艺术品收藏历史的文章，基本都抄自孙志新。
孙志新所说的四个阶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艺术的扩张”。当时的美国各大博物馆搜集中国艺术品，基本都是聘一名“顾问”，给一笔经费，派遣他去中国为博物馆寻找藏品。
至于这位“顾问”在中国如何搜集藏品，通过什么渠道搜集，都很难控制。比如大都会在1928年聘用了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普爱伦，他曾企图用特制胶水粘走敦煌石窟的宝贵壁画，受聘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他又前往洛阳，勾搭古董商和盗匪，从龙门石窟中偷取了《皇帝礼佛图》运回大都会。
元代漆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像普爱伦这样混迹于中国的“老外”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冒险家”、“古董商”，或者是博物馆的“顾问”，但他们所干的事情都是同一件，就是用各种方法在中国搜集艺术品。
而这些艺术品中的大部分最终都流向海外，壮大了美国各个博物馆的收藏，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内，都是在那个时代，通过类似手段完成了中国艺术藏品的扩张。当然也有福开森这样的“传教士”，以保护文物为目的进行收藏，还将部分藏品捐赠给自己创办的金陵大学。
来自日本、韩国和印度的藏品
相比于美国其他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初并不是最顶级的亚洲收藏博物馆，但如今它则以其百科全书式的收藏体系，及中国、日本、韩国、尼泊尔等亚洲多元收藏而成为美国博物馆中的翘楚。
其转折点在1970年后的“第四阶段”，时任大都会董事会主席的狄龙（Douglas Dillion，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做过美国财政部长，后任大都会董事会主席）亲自捐赠了上千万美金，并为博物馆募集了数额相当可观的资金，以供大都会购买中国书画藏品。
方闻和狄龙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方闻（Wen Fong），著名的美术史学家和文物鉴别专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石守谦就是他的学生。方闻曾任大都会远东部部长，指导中国画收藏，并从收藏家王季迁手中收购了25件宋元书画，件件精品。
此外，中国书画藏家顾洛阜（John Crawford）也捐赠了一批精品，包括北宋郭熙的《树色平远》、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传》和米芾的《吴江舟中诗》等。就这样，董事长、策展人和捐赠者三位一体的努力，造就了大都会亚洲部如今的规模。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
B＝《外滩画报》
H＝何慕文（Maxwell K. Hearn）
B：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大都会博物馆不是最早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的，现在却成为了亚洲艺术品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它是如何做到的？
H：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于1870年，从1879年开始收藏亚洲艺术品（主要是中国陶瓷）。后来，亚洲艺术品馆藏，包括中国和日本陶瓷、装饰艺术品、画作等越来越多。
到了1915年，博物馆决定开设一个独立部门，命名为“远东部”，里面只有极少量的古印度艺术品，以及古代近东地带和伊斯兰教的艺术品。
到二十世纪30年代，南亚和东南亚的艺术品也被列入了部门的收集序列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部门更名为“亚洲部”，以契合这广博的收藏范畴。
如今，“亚洲部”的杰出成就，归功于纽约的收藏家和捐助者。1970年，也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的收藏品统计中，亚洲艺术部是全博物馆职员、收藏品、展示空间最少最小的。
当时的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和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龙，想要建设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于是他们就聘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来领导亚洲艺术部的复兴。
为了建设展厅，当时购买了很多藏品，包括从王季迁处购买的宋元时期的画作，以及700件从哈里帕卡德那里购买的日本艺术作品。
展厅的创建吸引了大笔的捐赠，于是40年后的今天，大都会博物馆已经有50多个展示亚洲艺术品的展厅，使其成为了全世界最全面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
B：“亚洲部”的成功经验是什么？董事、策展人和捐赠者，如何相互作用？
H：馆长在整体上把握博物馆藏品的增长和员工的发展，但他也要依赖于具体的各个展览部门来开展购买艺术品的工作，以及处理与收藏家、捐赠者的关系。
而且非常关键的是，收藏家们愿意通过向公共机构捐赠艺术品来答谢美国社会，美国政府也通过对这种赠予行为的免税促进这种慈善合作。最后，收藏具有明显的审美和教育价值。
很多收藏家都能认识到这点，所以乐于将他们的藏品与大众分享。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出版物或者展览中，将这些捐赠者的名字标识在藏品的标签上来感谢他们的慷慨行为。
《如何读中国画》，何慕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B：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美国其他几家重点收藏亚洲艺术品的美术馆，比如克利夫兰博物馆等相比，大都会的特点和地位是什么？
H：应该说，位于纽约，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带来了非常优渥的外在条件。许多学者和学生在路过纽约时都会去造访我们的博物馆，而且我们和很多开设亚洲艺术研究的大学（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巴尔德大学）都非常近。
这些学校会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作他们的教室，老师会在我们的展厅和储藏室中授课。大都会博物馆的图书馆也是全美国研究中心中艺术史研究最大的一处。
大都会博物馆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具有超过60000平方英尺（约合5574平方米）的亚洲艺术展厅。这使我们能充分地展示亚洲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也体现在我们的收藏政策中，我们不仅仅寻求杰作，我们还想把这些杰作放到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中，我们甚至会去收藏一些当代艺术品来反映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镜花水月
B：大都会去年做了几个比较有趣的展览，比如“中国：镜花水月”，似乎有关策展、布展方面，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您能分享一些策展方面的经验吗？
H：大都会博物馆举办展览，兼具启发与教育意义。特展可以让博物馆关注更加统一的理念和主题，但没有一个博物馆的藏品能够对一个艺术家的一生或者一个文化主题做到完整而全面的展示，所以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主题确实是有意义的，那么从其他来源去借用一些作品就显得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还会就新的学术研究举办一些展览，这些展览也许是具有挑战性质的，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一个事物或一个领域。
B：你撰写的《如何读中国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精品导览》，刚刚由中国引进并翻译出版。亚洲部有100年历史了，还需要停留在教授美国观众如何看懂中国画的阶段吗？
H：当谈到学习如何欣赏艺术品，每一代人对艺术都有新的阐释。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如何读中国画》对于任何想更深入了解中国艺术传统的人都有价值。
艺术本身就是一门语言。正如即使你会说中文也并不代表你就能理解中国艺术。
来自日本的收藏品
B：亚洲艺术品收藏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尼泊尔等等，大都会对于亚洲各国艺术品的收藏策略是怎样的？
H：当人们来到大都会博物馆，他们期望看到的是足以代表各种艺术最高成就的杰出作品。
作为亚洲部，我们希望我们所展示的亚洲艺术和大都会博物馆中所展示的其他西方艺术站在同一高度，而且我们也希望来自的亚洲游客会看到这些亚洲艺术品后为他们的文化感到骄傲。
我们希望能在激励启发游客的同时也兼具教育意义。通过展示亚洲艺术的至美和文化的重要性，使得人们想去学习这些文化、游览这些国家，也增强他们对这些文化传统的理解力和欣赏能力。
最终，大都会博物馆将在不同国家和其文化传统间建构理解与沟通的桥梁。艺术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所以我们应当从共享各个文化的智慧和美丽开始，去学习共享我们称为家的这个星球——地球。
